即便在女性題材開始井噴的當下，《花漾少女殺人事件》的出現(xiàn)，仍舊讓人感到振奮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它所講述的是非標準化的女性故事。

故事的【非標性】體現(xiàn)在，其一，角色本身的暗面，江寧（張子楓 飾）患有精神分裂癥，擁有雙重人格，是女性題材中并不多見的非健全人主角；其二，江寧與母親王霜（馬伊琍 飾）之間，不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“母慈子孝”，而是承載強烈控制欲的危險關(guān)系。

在她們的關(guān)系圖譜中，早已不止于溫情脈脈的互助，更容納了妒忌、占有、控制甚至帶著毀滅氣息的纏斗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女性題材作品正在嘗試擁抱關(guān)系、角色等多維度的復雜性，以及暗涌的破壞力。

女性關(guān)系，掙脫“標準化”的溫情枷鎖

《花漾》的驚心之處，遠非具象細致地描摹母女之間的親情裂痕這么簡單。王霜與江寧之間，血緣的紐帶被競技的嚴酷邏輯層層交纏，最先長出的是令人窒息的、帶有《爆裂鼓手》式“毒性”氣質(zhì)的關(guān)系。

電影開場不到三分鐘，這對母女之間潛藏著的對立與畸變，便通過一場簡單的冰場訓練戲直截了當托出。當江寧摔倒在冰面上時，母親王霜只是輕輕往她的方向掃了一眼，而后便繼續(xù)關(guān)注自己的得意弟子杰森。

事實上，在影片的前半段，江寧與王霜的多場對手戲都充滿“失重感”和“失衡感”——女兒渴望獲得母親的關(guān)注，而母親則習慣性地用冷言冷語的強力迫使女兒認清：在花滑面前，母親不僅僅是母親，還是不近人情的王教練。

然而，花滑不僅是江寧賴以生存與斗爭的夢想，還是王霜未竟之夢的延續(xù)。王霜曾因懷孕生子的緣故，只能退役。于是，由花滑開啟的，是除了師徒關(guān)系之外，第二層畸變：“共生”關(guān)系。

家中的那間空房里，置放著鏡子和把桿，而這便是她們的命運被花滑徹底捆綁的隱喻——共享同一個夢想、同一種處境，最終滑向名為“We are One”的擰巴共生。王霜的夢想寄生在江寧的身體與天賦之上，而江寧的存在價值則與實現(xiàn)母親的期許牢牢捆綁。這種共生，在競技體育的高壓下，早已扭曲變形。

而影片中那場關(guān)鍵的浴缸戲，則精準地捕捉了這種共生關(guān)系里難得展露的溫情。

當江寧從刺骨的冰水桶中掙扎著爬出，潛入母親盛滿熱水的浴缸里，渴望尋求片刻溫暖與依偎時，那短暫的肢體貼近，是回歸母體的本能渴望，亦是江寧在極端壓力之下對情感聯(lián)結(jié)的索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花漾》在視聽方面做了大量功課，除了來自攝影師余靜萍的大畫幅特寫以外，古典樂的運用也強化了母女之間扭曲的美感與對峙。當古典樂曲的旋律如絲絨一般，流淌在象征著汗與淚的冰場上時，母女間無聲的激烈對峙便悄然到達頂峰，悠揚的旋律與暗流的涌動之間，構(gòu)成了一種絕妙的諷刺。

古典樂所代表的優(yōu)雅、秩序與和諧的表象，與畫面中展現(xiàn)的控制、壓抑與情感傾軋形成了尖銳的反差。這不僅是視聽層面的藝術(shù)手法，更深刻揭示了女性關(guān)系中，不為人知的復雜肌理與暗藏的激蕩。

實際上，電影中的“共生”不僅存在于母女之間，也存在于江寧與鐘靈這對競爭“對手”之間。說是對手，但更為準確的說法是，鐘靈是江寧處于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，幻想出的第二人格，她比江寧更松弛、更自由，也因而在冰面上的表現(xiàn)更好。

在電影的后半段，江寧與鐘靈的關(guān)系迅速深化，鐘靈更像是一個“引路人”，讓江寧得以短暫從花滑的高壓中脫逃。在這一過程中，她們是敵對的，亦是交融的，直到影片結(jié)尾，隨著江寧與鐘靈跳起雙人舞，兩個人格也最終走向共生。

《花漾》以看似極端的關(guān)系塑造，為女性關(guān)系敘事提供了一個充滿張力的新模板。它昭示著：銀幕上的女性聯(lián)結(jié)，正掙脫“標準化”的溫情枷鎖，步入一片荊棘與鮮花共生的新場域。 我們曾經(jīng)欣喜于“姐妹互助”對陳腐“雌競”敘事的取代，這無疑是進步；然而，真實世界的女性聯(lián)結(jié)，其光譜遠比非黑即白的對立或毫無雜質(zhì)的互助更為寬廣幽深。

它不再滿足于塑造完美無瑕的女性楷模，而是勇敢地擁抱人性的褶皺與陰影，呈現(xiàn)女性關(guān)系中那些不夠“正確”卻無比真實的面向：嫉妒可以存在，占有欲可以蔓延，控制與反控制可以上演，因愛而生的傷害同樣可以出現(xiàn)。

呈現(xiàn)女性關(guān)系中的“毒性”成分，并非貶低女性，恰恰相反，是將女性還原為擁有七情六欲、會掙扎會迷失、在關(guān)系中不斷探索邊界與自我定義的復雜個體。

而《花漾》中王霜對江寧那種令人窒息的掌控，正是這種復雜性的極致呈現(xiàn)。它打破了“母愛無私”的神話，展現(xiàn)了母職身份在個人野心、社會壓力、未竟夢想等多重因素擠壓下，可能產(chǎn)生的異化形態(tài)。與此同時，江寧的極端表現(xiàn)，則展現(xiàn)出一個情感長期匱乏的個體，如何建立自我的生長。

不迎合外界期待，不帶濾鏡的真實

正被渴望的女性故事

在《花漾少女殺人事件》的口碑逐步攀升之時，我們有必要以此為起點，討論一個更為本質(zhì)的問題：在女性意識覺醒的當下，我們究竟在渴望什么樣的女性故事？

答案或許藏在近年來涌現(xiàn)出的一批女性題材作品里——從《好東西》里40+女性和20+女性各自面臨的情感難題，到《喬妍的心事》里姐妹關(guān)系中的“替代”、占有、妒忌與扶持；從《想飛的女孩》里少女的叛逆成長，到《小白船》里女性之間的隱秘情誼——這些作品通過不同的述說切面告訴外界：新女性渴望的，是完全屬于女性的故事，是不帶濾鏡的真實，是復雜的女性角色。

因為過去的女性故事，總在有意無意地在迎合外界的期待。女性角色要么是 “完美受害者”，等待男性拯救；要么是 “獨立女強人”，被剝離了所有脆弱與迷茫；要么是 “賢妻良母”，將人生價值完全寄托在家庭上。

這些角色像被修剪過的盆景，規(guī)整卻缺乏生氣，因為她們并非是女性真實的自我表達，而是外界對女性的想象與規(guī)訓。但現(xiàn)在，女性題材的作品正在嘗試逐一撕掉這些標簽，讓女性角色呈現(xiàn)出更飽滿的人性弧光。

《花漾》里的江寧就是這樣一個“非完美”的女性角色。她不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好女孩，她好強善妒，會因為嫉妒而暗中對母親看重的運動員使絆子，會因為渴望母親的關(guān)注而逞強……

但這些“不完美”反而讓她變得更鮮活，她的嫉妒里藏著對母愛的渴望，她的極端里藏著對夢想的執(zhí)著，她的脆弱里藏著對認同的期待。江寧的非完美，恰恰是女性觀眾們渴望已久的完美投射對象。

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當下的新女性故事，正在告別“工具人”式的女性角色，讓每個女性都成為自己故事的主角。在《好東西》里，女性之間的對話不再圍繞男性展開，而是討論職場晉升、生育焦慮與自我價值；在《喬妍的心事》里，中年女性的迷茫不再是 “丈夫出軌怎么辦”，而是“我是誰”“我想要什么樣的人生”；《想飛的女孩》則聚焦于青春期女性與世界和自我的不斷對抗；而《小白船》則轉(zhuǎn)向了更邊緣的女性生存圖景，展現(xiàn)了底層女性在嚴酷生存壓力下迸發(fā)出的原始、甚至略顯猙獰的生命力。

毫無疑問，這些故事讓女性從“男性敘事的附屬品”中解放出來，擁有了自己的聲音、困境和成長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新女性故事開始正視女性之間的“纏斗”，并在這種纏斗中，努力挖掘女性的力量。與此同時，在新女性故事里，女性關(guān)系成為了故事的核心驅(qū)動力，而非男性故事的配菜。在《花漾》里，故事本身完全圍繞女性展開，男性角色幾乎沒有存在感，但這并不影響故事的精彩和完整度，因為女性之間的情感關(guān)系已經(jīng)足以支撐起整個敘事。

實際上，當下的女性題材作品正在用多元的切面，構(gòu)建一個更豐富的女性世界。在這個世界里，女性可以“相殺”，也可以共生。而這實際上指向的真相便是：女性的故事從來不止一種模樣，女性的力量也從來不止一種形態(tài)。

歸根結(jié)底，我們真正渴望的，是完全屬于女性的“敘事權(quán)”。當女性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，那些被忽視的經(jīng)驗、情緒和選擇，都有了被看見的可能。

當電影行業(yè)涌現(xiàn)出越來越多的《花漾》，當它們以獨特的棱鏡折射出女性的萬千光芒時，一個共識已然清晰：唯有當真實、復雜與矛盾成為被接納的敘事基底，女性故事才能夠真正擁有自由呼吸的空間，才能映照出女性個體生命中無法被簡單定義的、壯闊而深邃的美麗。

在互相傷害的凜冽與緊密共生的溫暖之間，新女性故事正破繭而出，指向一片更為真實、更富生命力的曠野。